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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启后十一五中国政府将做重要战略调整我

发布时间:2019-11-30 11:37:43 编辑:笔名

承前启后“十一五”:中国政府将做重要战略调整我的钢铁

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把研究和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作为主要议程。最新一期《中国经济周刊》载文指出,中国正在着手编制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年)也许会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中长期规划。从先前透露出的各种信息中可以感受到,在这个五年规划中,中国政府将会做出一些重要的战略调整。 “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将发生许多重要变化。从“十一五”规划开始,中国将适当降低单纯性的技术引进,更多的鼓励自主创新,尤其是企业自主创新。“十一五”将是中国全面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个五年,也是中国从增长优先、效率优先转向兼顾公平、协调发展的开端。这一五年的准确定位与规划,将决定中国未来更长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走向。 五年不再是个“坎儿” “十一五”规划的项目启动比较早。在2003年10月30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之后,“十一五”规划的研究就开始启动。当时,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公告,面向海内外公开招标“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杨伟民说,这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首次将未来发展规划以公开招标方式向社会咨询、征求方案。 杨伟民说,从“十一五”开始,不再要求所有规划都以5年为期编制。“十一五”规划纲要的规划期,以5年为主,同时展望到2020年。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的规划期,可根据规划对象的特点合理确定,不要求均以5年为规划期。科技、教育、能源、交通、水资源、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城镇化等,可以规划到2020年,今后可以滚动修订。有些领域的专项规划,可以根据完成任务的需要确定规划期,可以三年、四年等。 有专家指出,规划期限的变化看似小事,其实是政府职能转化的反映。中国一届政府任期是五年,而五年规划与政府任期重叠,五年规划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强化了政府的短期行为。当五年规划的期限变化以后,不排除未来出现这样一种可能,“五年规划”这种形式会逐渐淡化并消亡。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的各种“规划”将更多的是指导性的,而且跨度不仅一届政府,这可以避免短期行为。 转变增长方式 在中国本届政府任期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最具突破性的指导思想。在这一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将转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 杨伟民说,未来投资在经济增长当中的作用将逐步弱化,发展循环经济增长模式,另外过去依靠资金、自然资源的投入和简单劳动的增长方式将向更多的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依靠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来转变。 最近,中国家电业的龙头企业——海信高调发布自己通过信息产业部鉴定、名为“信芯”的高清晰高画质数字视频媒体处理芯片,从而使中国国产彩电年产7328.8万台却100%依赖进口芯片的尴尬历史画上了句号。 诚如国家广播电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安永成教授所言:“这枚‘中国芯’将彻底改变中国彩电整机企业长期扮演‘搬运工’角色、只能赚取产业链中微利及同质化竞争的现状。” 海信“芯”项目总负责人战嘉瑾表示:“通常美国主要芯片供应商对国内彩电企业的数字视频处理芯片售价约为一个15美元,而‘信芯’的价格则相对很低。”而谈及造成价格差距的原因,战嘉瑾认为:“除了在人员与开发费用上,国外开发成本会是国内的十倍甚至几十倍,往往要有几千万美元的投入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此前没有同类产品,因此在国外实际已实现规模化、成本十分低廉的芯片在卖到国内时,还是会大幅提高售价,以赚取高额暴利。这就好像国内没有华为生产交换机前,进口交换机的价格十分昂贵,但有了华为之后,进口价格便一下跌了100多倍。” 自主创新正在成为中国产业发展新的动力目标。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强调比较优势,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参与到全球产业链条中去,成为当时中国政府迅速摆脱落后局面,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优选择。但是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产业配套链条的深入,中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却越来越高。以致于有专家担心,长期下去,中国将陷入发达国家的“技术黑洞”中。像彩电这样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其他国家企业手中的现象不在少数。所以,从“十一五”规划开始,中国将适当降低单纯性的技术引进,而更多的鼓励自主创新,尤其是企业自主创新。据有关专家透露,可能的策略是采用市场化的税收政策等手段鼓励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杨学明告诉,在“十一五”期间,将有三分之一研发资金用于企业研发,在这一点上国家非常重视。 强调企业在中国走自主创新之路上的作用在今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得到了体现。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国务委员陈至立指出,加强自主创新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迫切要求,而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加强自主创新的突破口。 转变消费模式 中国国家发改委经济所的丁元竹认为,除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外,中国还应该改变现在的消费模式。 他认为,中国目前的消费模式是建立在追赶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消费模式的理念之上的,是一种以消耗和浪费资源为特征的模式。现行消费模式从根本上体现了旧的发展观,其狭隘、局限的弊端已日益显现。科学发展观绝不只是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体制要素的投入,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建立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社会发展模式,其中包括消费模式。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完整、系统的发展观,它强调速度和结构、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它强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它强调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简言之,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中心的、以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的的社会发展观。在当前生态环境危机和能源短缺形势下,人们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去修补漏洞,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将人类与自然界融合在一起的视野,确立一种新的生态环境观念。用系统论的生态环境观念取代只重经济效益的观念,实现立足点的转换,即所追求的效益应以有利于人与自然这一共生系统的进化和这一更为广阔的目标为其基本内涵。 实现消费模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以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的的社会模式,包括生活方式、福利模式、就业模式等。没有消费模式的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是不可能的。 农民问题是核心问题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杨伟民最近表示,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是编制“十一五规划”的出发点,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力点”。 近日,围绕着是否应该将“低素质人群”限制在大城市之外在中国展开广泛讨论。起因是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将低素质人群挡在大城市之外作为解决大量人口涌入给城市带来相关问题的城市管理方略。他们对低素质人群的定义以农民工为参照。 这一提议遭到了中国社会学和经济学家的广泛质疑。一位名为张异的专家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提法的不合理性:一位农村的老伯,60几岁了,亲手建造了一栋两层楼的砖房,却只能住在原来的土屋,而原因,是儿媳妇觉得他一个土农民住在砖房里很不协调,坚决要他回土屋。老伯说:“远望着孙子蹦蹦跳跳地长大,心却很酸。"土屋与砖房只隔着一条小巷子,可在老伯的心里,很远。我很理解他的心酸:这叫忘恩负义呀,限制“低素质人员”就是忘恩负义。 据杨伟民介绍,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切实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的重点。而农民和农民工正是这些重点中的核心人物。 去年,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三亿多农民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中国的和谐社会将只是一个未来图景。 杨伟民说,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将有所转变。中国的“三农”问题难就难在不断增加的人口与越来越少的水土资源的尖锐矛盾。所以在通往人均三千美元通路上,中国用过去的思路解决“三农”将很难有突破。杨伟民表示,中国将采取三个途径,第一要继续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第二,减少农民,使更多的农民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出来。第三,更为重要的是逐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农村、农民。 对于中国究竟要走怎样的一条城市化的道路,杨伟民认为,中国应该将推进城市群作为城市化的主流形态,因为它创造就业的能力强,经济富有活力,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节省土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的主要,第一是要改革体制,创造一个公平的能够使农村人口平稳有序自愿进入城市就业和定居的体制环境。第二是要做好规划,特别是一个区域的规划。 长三角为试点 京津冀是重点 在“十一五”规划中,区域规划是重点。 去年年中,又一条消息广为流传:2004年6月9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规划司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内部会议,除发改委内部官员外,与会者都是国内区域经济研究方面的着名专家学者。会上传出重要信息:在新的“十一五”规划中,发改委一反此前构想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四大经济圈发展的区域规划,而有意成立“环渤海经济圈”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两个区域经济试点。 国家发改委的想法是,鉴于目前中国区域合作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国家对区域协作的调控尚无有效经验,关于区域经济怎么做并没有一个成形的理论和方法,于是考虑先选择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经济圈作为中国区域经济规划的试点,等有了成熟的经验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专家分析,选择京津冀则是因为这个区域的规划已经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而且对于京津冀来说,区域协调严重影响其经济发展的步伐,重整迫在眉睫。 据了解,在区域经济规划试点中,核心是“优化调整”,即通过限制和鼓励的项目,对整个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进行调整,也许会将一些初级产业调整到中西部去。(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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